1970年春，北京中直招待所，一位年近七旬的山东老人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住了进来。他叫李干卿，是江青的哥哥。父子二人没有提前通知，只因多年未见，想趁着进京的机会见妹妹一面。 这次相逢，表面看是一次普通的亲属探望，背后却牵扯着一段复杂的家庭经历。李干卿比江青大13岁，两人少年时代便分开生活。江青后来进入政治核心，哥哥却一直留在山东铁路系统，身份和经历始终是两人之间绕不开的问题。 中央办公厅得知情况后，安排他们住下，并由汪东兴通知江青的秘书杨银禄。杨银禄当时32岁，曾在中央警卫系统工作，1967年调到江青身边任机要秘书。 他把消息报告上去，江青沉默了很久。按照杨银禄的回忆，江青当时说：“他们来北京前，为什么不先写信？” 随后，她改变了主意，没有立即答应见面，而是让人送去一架照相机和半斤茶叶。照相机给孩子，茶叶送给哥哥，同时转告他们，她工作繁忙，不能会面，尽快返回山东。 第二天，杨银禄来到招待所。李干卿的儿子对照相机很感兴趣，拿在手里反复端详。老人听完转告，低头坐了很久，眼泪顺着脸颊落下来。 他没有责怪妹妹，只是握住杨银禄的手说：“我这次来，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能不能再替我说一声？” 杨银禄答应回去请示。当天深夜，他再次把请求报告给江青。江青的顾虑，和普通家庭的怨亲并不一样，她担心的是哥哥过去的经历会引发外界议论，也担心这次会面被解读为立场问题。 早在1953年，铁路公安部门就曾调查过李干卿。1959年，江青一度考虑把哥哥接到北京，公安机关又要求山东方面重新核查。相关材料显示，李干卿早年曾在张宗昌部队中任职，日伪统治时期还当过警长、巡官。1939年，他曾在压力下给江青写信，劝她离开当时的环境。材料中还记载了他曾有侵占物资等问题。 这些经历，后来成了他无法进入中南海的主要原因。江青在一些场合曾为哥哥辩解，认为他在旧社会只是为了谋生，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个人身上。但到了1970年，她面对亲属来访时，态度明显严厉得多。 她对杨银禄表示，哥哥有历史问题，不应私自到北京，更不能长期滞留。还特别交代，回山东的车票由他们自己解决。李干卿听到后再次落泪，却坚持没有离开。 事情拖了两天，江青也感到为难。哥哥若一直住在北京，容易造成影响；若亲自接见，又可能被人认为界限不清。经过考虑，她让秘书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示。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，回答得很直接：“为什么不见？亲兄长也不能见吗？” 这句话传回来后，江青才同意会面。不过，地点没有安排在中南海或钓鱼台，而是选在人民大会堂。她认为，李干卿有历史问题，在那里见一面已经足够。 兄妹多年后重逢，气氛并不轻松。江青责怪哥哥没有事先请示，认为他的突然到来使自己陷入被动。李干卿没有争辩，只说自己一直想念妹妹，儿子也从未见过姑姑，见到这一面，父子二人第二天就走。 江青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。幼年丧父后，江青曾随母亲投奔天津的姐姐。后来李云露照料过李讷，也曾在西柏坡和北京帮忙料理家务。两姐妹关系一度亲近，后来却因故疏远，书信也常常得不到回应。 1970年代初，李云露住在清华附近的平房里，生活并不宽裕。程汝明受托前去看望时，屋里的被褥已经破旧，房间也很冷。老人没有提出实际要求，只反复询问江青和李讷的身体情况。 这些话转达给江青后，她从毛泽东曾给自己的那笔钱中取出5000元，让程汝明送给姐姐。李云露收到钱时十分激动，多年以后，姐妹二人才再次见面。只是那场迟来的相逢，已经隔着太多往事，谁也无法回到当年。 特别